为了促进零工经济服务平台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和规范这些平台。这样可以保护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权益，同时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些平台的运营，加强监管力度，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这些平台加强自律，提高服务质量，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只有这样，才能让零工经济服务平台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行业。

在当前的“平台+共享”经济模式下，各类“零工经济服务平台”(以下简称“零工平台”)已成为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兴平台为灵活用工、增加就业机会、降低用工成本、激活劳动力市场以及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等提供了专业化和便利性的服务。零工平台为零工个体、平台企业以及监管部门提供了多种便捷功能，如劳动服务分包、信息撮合、收入结算、税收筹划、税费代缴以及社保缴纳等，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灵活用工领域的经济效率和治理水平。

随着灵活用工模式的普及，相关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种用工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和项目的规模灵活调整员工数量，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这种用工模式。 随着灵活用工的普及，相关服务也得到了发展。例如，一些公司提供灵活用工平台，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和招募灵活用工人员。另外，一些培训机构也开始提供针对灵活用工人员的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提升技能和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总的来说，灵活用工模式的普及催生了相关服务的发展，这些服务将进一步促进灵活用工模式的发展和应用。

据专业机构测算，2021年国内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已达到5789.2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50%。受疫情和政策的影响，灵活用工需求不断攀升，预计2022年国内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将达到8537.85亿元，市场渗透率将达到10.12%。

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中国企业在2020年采用灵活用工的比例达到了55.68%。这表明，灵活用工在中国的潜力非常巨大，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明显。此外，灵活用工在共享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服务于该模式的平台业态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多家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灵活用工服务，其中包括爱员工、云账户、薪福社、博尔捷、杰出、邦达、椰云、邦芒、仁联等。这些平台年营收超过百亿元，累计为2亿多人次提供服务。2020年，行业头部平台的收入更是达到380多亿元，纳税约25亿元。这些平台缓解了6400家企业的用工压力，帮助1000余万劳动者实现就业脱贫。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共享经济服务平台对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就业、保障民生、减轻企业负担、巩固税源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时，零工服务平台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加剧的挑战，临时性税收优惠政策难以持续，国家对平台经济领域加强监管，大数据信息安全风险频发等问题也成为了平台健康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由于自贸港政策的利好，海南省已有200多家平台企业获得了税务委托代征资质。然而，在海南省税务局开展的委托代征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中，60多家灵活用工平台的委托代征协议被终止，退出率高达30%。整顿的原因包括：平台业务风控不合规、平台业务涉嫌违法违规、公司主动申请退出、同一股东在海南省内持有多张代征资质等。

目前，全国十多个省份的地方税务机关已经授权超过一千家企业开展委托代征业务。然而，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谋取利益，频繁违反监管规定。因此，多地已经暂停发放委托代征资格证，并开始清理整治违规平台，以保障税收征管的规范有序。这些省份包括天津、湖南、河南、海南、山东、浙江、江苏、辽宁、江西、安徽和甘肃等。

零工服务平台存在三类主要风险。

重新创作： 零工服务平台的风险问题不仅仅是税费代征代缴的问题，还涉及到新兴法律关系与现有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因为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初期，数字化产业对法治实施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非常严峻。共享经济服务平台的主营业务包括智能报税、保险缴费、业务分包、证照办理、身份核验和收入结算等，这些业务也会带来税收征管、劳动保护和数据安全等三类风险。

1.税收征管风险。

作为零工服务平台的重要风险控制点，尽管宏观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大多数服务平台难以达到合规要求。问题的核心在于，现行税收法规在立法文本、征管实践、央地关系等方面存在瓶颈，导致税收法规在不同地区的适用存在明显差异。各地之间的税收竞争加剧了全国性平台向“税收优惠地区”的转移，再加上复杂多样的税收优惠体系，服务平台企业往往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监管漏洞的行为，这使得监管难以完全杜绝。

为了解决财权事权分配上的差异，建议尽快协调央地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此外，应该完善央地税收权限法律依据，规范地方间财政税收转移，并在地方实施中坚持中央税管方针的落实。同时，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规范，为各地政府设置税收优惠宽容期，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平衡区域财政收支，保持地方税收竞争的公平性。

2.劳动保护风险。

随着科技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无接触经济等新兴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个体劳动者数量和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型劳动场景下用工权益保护和救济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活跃。

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劳动者通过零工服务平台聚集在一起，与平台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而非劳动或劳务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类似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风险自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行劳动法对单位职工的权益保护规则。尤其是对于骑手、保洁、装修等高风险职业，很难直接认定用工责任。因此，劳动纠纷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更好地管理零工共享模式，需要明确不同场景下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职业范畴、责任分配、侵权救济等劳务要素。同时，还需要确定劳动者个体与服务平台之间的权利义务界限，以及判断平台责任承担类型及限度。这些补充情形应该纳入现行劳动法体系中。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针对零工服务平台，需要设立适合从业环境的合作协议。特别是对于高风险职业，服务平台应该向个体劳动者提供劳务合同，但在提示相关劳动责任风险后才能提供承包合同。最终的选择应由实际工作承担者自主决定，而零工服务平台则应该尽到事前告知的义务。这样才能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

3.数据安全风险。

在零工服务平台与C端、B端、G端对接的过程中，平台需要收集、使用和管理大量的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类数据。这些数据的泄露和非法利用可能会对用户和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特别是零工服务平台通常可以接触到税收、社保等敏感数据，因此平台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应更加严格。为了确保数据的安全，平台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以保护用户和国家的利益。

因此，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敏感数据信息，服务平台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分级治理。这个过程应该关注数据采集、分析、开发和共享的环节，确保数据的有效保护。为此，需要制定符合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类分级标准和流转规范，并不断优化。同时，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需要评估现有数据处理技术手段和业务人员的资格和能力，建立科学、规范、约束的机制和程序，以确保治理技术和经手人员的合规性。重点检验区块链等辅助工具的基础架构和控制节点，补足企业内部数据管理规约的机制盲点。这样才能确保敏感数据信息的安全和保护。

当然，为了确保零工服务平台的健康发展，除了事中事后的监管和救济外，还需要注重事前的预防和风险控制。为此，需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社会征信评价机制等措施，以有效缓解服务平台发展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如陌生群体信任缺失、征信成本过高、失信恢复困难等问题。这些法治方法不仅能够保障零工服务平台的健康发展，而且能够确保服务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服务平台的长期稳定发展。

新型零工服务平台是一种新兴的产业模式，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释放灵活用工模式的商业动能、高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科学审慎的监管姿态，支持和规范其健康发展。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与竞争法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是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