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于2022年1月公布的数据，国内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数量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背后，是交错复杂的劳务问题和维权痛点。

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为灵活就业人群提供维权指引。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注意到，由于诸多原则性事务仍未形成可操作性的规范要求，“从文件到实践”还有待推进。为此，她在2022年两会上提交一份《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希望就《指导意见》细化规则，落实惠民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

具体而言，《指导意见》明确部分情况下平台企业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但在实操层面，平台企业多采用外包劳务方式，由于未明晰相应的劳务公司、加盟网点是否属于“平台企业”，劳动者维权时仍可能面临责任主体认定不清、责任划分一团乱麻的情况。

其次，外包劳务往往涉及多个主体，跨越多个城市。劳动者权益受侵害后，为确认劳动关系、侵害事实往往要奔波多地，高昂的维权成本也把不少劳动者“拦于门外”。

基于此，罗卫红提出松绑制度枷锁。在目前司法存在空白的情况下，探索“类雇员”作为弱从属性用工关系的新概念，建议围绕这种用工关系建立特色职业伤害保障机制或开发特色险种，提供多方位权益保障。

针对实操层面“无法找到维权对象”的问题，罗卫红创新性提出要求消费者入口端平台企业对上下游企业及从业者信息进行全面梳理，做到各类关系从底到顶“可查实、可追溯、有记录”。

对于遭受损害未获赔偿的从业者，罗卫红建议参照2005年发布的《劳动和社会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由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允许劳动者在劳动地点进行全套维权操作。

由于灵活就业群体分布散、流动大，罗卫红还建议筹建专属行业协会和工会分会。除了为劳动维权提供统一帮助外，还能兼顾加强对平台监督的职能。

罗卫红在建议中提及，平台算法的扣罚机制客观上会造成“内卷”，对此应进行必要规制，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制定和更新规则时需充分听取工会和劳动者代表的意见。

此外，罗卫红还注意到，目前各地出台文件较多使用“推荐”或“鼓励”，缺乏强制力。因此，对于细则文件的表述，罗卫红建议对有必要强制规范的事项，从“推荐鼓励”升级为“硬性强制”，提高政策的落地效率。

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