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改善的温度计、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直以来都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31次提及“就业”，稳就业、保增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稳就业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如何保障“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这一目标顺利实现？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完善政策，为企业减负纾困

就业稳，则市场兴、民心暖。

过去一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各项稳岗扩就业政策有效落实，推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成绩来之不易，挑战依然存在。本次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郭卫民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增多，我国面临就业总量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

“以往就业都是作为民生政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近几年来，报告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强调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支撑，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指出，稳住就业基本盘、千方百计扩就业，始终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线。

代表委员们认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消化了大部分市场化就业人口，要保障就业和民生，就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减负纾困。

“政府近年来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切实做到减税降费、减负稳岗，但受疫情、原材料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小微企业生存发展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高、核心竞争力弱等方面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首席执行官姚劲波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夯实经济稳定运行、质量提升的基础。

“保市场主体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出台有延续性、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邵志清对报告中提到的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印象深刻，在他看来，退税减税是一项关键性举措，应确保好政策落实到位，为企业雪中送炭，助企业焕发生机。

此外，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姚劲波还建议，对现有中小微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进行优化升级，打破政府部门间、银行企业间的“数据壁垒”。同时他建议，针对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固定资产少、资产变现率低等问题，可以进一步完善评估体系、优化担保机制，拓宽担保方式和多元化保证渠道。

转变观念，化解供需矛盾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首次超过1000万人，如何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成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除了受经济形势、疫情影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还与很多企业作为需求方，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有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说。

“传统企业招工难，与部分青年群体就业难矛盾并存。”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兆安指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仍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匹配，“有的岗位找不到人，有的应聘人数太多，供需关系不顺”。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对接市场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根据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动态调整高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确保高校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紧密连接，提高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匹配度。

“进一步而言，这与当下的就业观念密切相关。”张兆安代表认为，社会对于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认可度不高，从业人员待遇保障不够，导致年轻人更愿意投身新兴产业。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也观察到，不少从业人员感觉“低人一等”，职业发展不明、规划不清，对单位缺乏归属感。对此，张兆安建议既要改善传统行业岗位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也要积极开展青年职业技能培训，让更多求职者拥有一技之长。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则指出，综合分析大学生就业取向和国家需要以及岗位供给情况，有必要从强调就业难的被动思路，转变为全面实现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新局面上来。他建议，要开展高校学科和专业的现代化改造，“高质量就业绝对不是初次就业的高薪水，而是大学生岗位适切、用人单位人才需求满足和国家战略得到保障。”

强化保障，为灵活就业“兜底”

作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近年来，快递“小哥”、网络直播、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岗位持续增加，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问题也随之显现，今年两会，如何保护新业态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成为代表委员热议话题。

“灵活就业是就业的重要渠道，对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厉莉指出，新就业形态之“新”有助于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也催生出从业人员的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比如，我国现行劳动法体系是以传统就业模式为应用场景构建的，而新就业形态与传统模式区别较大，套用现行法律解决实际问题，容易导致理论和实务上的双重困境。

厉莉建议，应出台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劳动法律制度，加大对新就业形态发展相关政策的动态供给，完善适用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参保和缴费方法，鼓励保险企业推出相应的商业保险产品。由此提高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更好发挥新就业形态对促进就业、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上海邮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柴闪闪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灵活就业者因为外包、分包、转包等复杂的用工关系，落入个人权益无人负责的保障“真空”。为此，他建议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灵活用工模式，通过健全劳务外包法规、畅通维权渠道、强化监管责任等举措，“让他们追求梦想的通道更加畅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就在去年，《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相继落地。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香桂认为，应加快推进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适当增加政策刚性，尽快总结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适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为灵活就业“兜底”，也要为自主创业“托底”。朱建弟代表提出，疫情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业空间。他呼吁政府要通过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等形式，更大力度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消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劳动者各方共同努力。”代表委员们表示，相信只要各方齐心协力，稳就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吴頔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朱瓅

来源：作者：吴頔 周程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