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邵新银是一名“饿了么”骑手，自2017年10月起一直在北京从事全职外卖配送工作。然而，2019年4月28日晚，他在工作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受伤。经过鉴定，他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九级。

在2019年底，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简称“致诚中心”）接手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该案件需要确认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作为中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致诚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经帮助了17201名农民工，挽回了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为了确认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公益律师陈星下载了邵新银送外卖时使用的蜂鸟众包App搜集证据。他依次点开了弹框中的《服务合作协议》、《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和《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并查看了底部的《营业执照》，试图寻找用人单位。但他发现这些文件所显示的法律主体并不相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用人单位是谁。”陈星说道。

在致诚中心的协助下，邵新银经历了多个程序，包括北京劳动仲裁、重庆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北京的起诉以及再次申请劳动仲裁，但仍然无法确定谁是他的用人单位，导致他的权益保障陷入了困境。

佟丽华是致诚中心的主任，她认识到邵新银的遭遇可能代表了几百万外卖骑手的处境。她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而是涉及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因此，她表示致诚中心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全面研究这个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为国家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找到出路。

一份名为《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于2021年9月17日发布，该报告共有57页，字数超过4万。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中，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经历了一条“高明”而风险重重的演进之路。通过一系列表面上的法律安排，以及与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的合作，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并将骑手的劳动关系逐步打碎，从而将其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

外卖骑手变身“个体工商户”

自2008年以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中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已达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为631万人。

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卖餐饮行业也在持续蓬勃发展。据统计，截至2020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6646.2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965.6%。在这个千亿级市场上，美团和饿了么成为了市场的主要玩家，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了整个市场的90%左右。此外，平台上的骑手数量也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

经过近三个月的调研，致诚中心的研究人员在50多位专业志愿者的帮助下，实地走访了配送商站点，进行了电话调研，并与相关行业专家深入交流。他们从公开新闻、研究报告、年报财报中收集了与外卖骑手相关的各方面数据，并分析了几乎所有与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判决。在此基础上，他们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1907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并最终形成了这份《研究报告》。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在过去的10年中，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经历了复杂而快速的演变，逐步发展出了3大类和8种主要模式。

在外卖平台兴起之前，餐馆通常会自己雇佣员工进行配送服务。但随着外卖市场的扩大，外卖平台开始提供统一的配送服务。在外卖市场规模化的早期阶段，外卖平台主要通过自己雇佣骑手或者使用劳务派遣等方式来完成配送服务，这被称为传统模式。当时，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合法合规，并受到了劳动法的全面规范。

在外卖市场进入中期后，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各大平台开始采用“接单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职”的众包模式。最初，外卖平台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但很快它们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将人力成本和风险转嫁给这些服务公司。

在众包模式兴起的同时，外卖平台也开始大规模调整传统模式下的骑手编制。他们与配送商合作，将传统模式转变为“表面上是外包，实际上是合作用工”的专送模式。由于外卖平台在市场上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他们掌握着对下游配送商市场的绝对定价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专送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型。

外卖平台为规避用人风险，采用了个体工商户模式，这种模式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用工方式。在这种模式下，骑手被要求下载灵活用工平台的App，以发工资、少交税等为由，强制要求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但是，这样一来，骑手们就不再受到劳动法的保护，直到他们去法院打官司败诉才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引起注意。

根据致诚中心研究人员的调查，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超过190万家“疑似骑手个体户”，而且在某些地区这种情况呈现出了集中分布的趋势。

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一直在不断演进，采用的“甩锅”设计对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情况的明显表现是，越来越难以确认劳动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明显困难，导致认定比例下降至45-60%。而在复杂用工模式下，法院开始根据不同的场景严重程度（如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来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在工伤案件中，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明显高于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此外，骑手的劳动权益也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已经进化到了“高阶”形式，这种形式下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之间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根据统计裁判文书的结果，外卖平台的认劳率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以内，而配送商则通过采用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成功将认劳率从81.62%降至46.89%和58.62%。

在侵权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应该承担的雇主责任现在几乎全部转移到了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身上，这使得外卖平台自身的责任降至15%以下。从判决中可以看出，许多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存在问题，这意味着即使法院认定骑手与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变得更加困难。

在2020年12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针对配送商重庆市丰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锐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其所管理的85名专送骑手之间的劳动争议做出了85份判决，支持了骑手的一系列劳动权益。然而，这两家配送商的注册资本仅为15万元和100万元，自判决后已经被陆续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它们的未履行比例高达99.9%。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快速演变，许多平台企业，如美团、饿了么等，通过巧妙的设计和推卸用工主体责任，导致数百万外卖骑手面临与邵新银类似的困境。这种情况不仅侵害了这些劳动者的权益，而且破坏了中国的劳动用工法律制度。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指出，外卖平台的用工问题是当前劳动用工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是，平台用工模式通过诱导个体工商户注册，让劳动者变成独立的小个体工商户，从而达到“去劳动关系化”的目的。此外，平台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雇主隐身化、雇主分散化，使劳动者难以找到雇主，从而造成了平台经济没有劳动关系的假象。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解决。

常凯指出，平台之所以去劳动关系化，让雇主分散、隐身，很显然是出于利益驱动。这种现象的外部原因是目前法律不健全，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可循。他认为，虽然一些新的用工形态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准确度，但有些用工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

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如何保护？

常凯提醒我们，虽然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收入可能比工厂工人高，但这种现象掩盖了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平台劳动者通常需要长时间加班才能获得高收入，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平台劳动者群体目前在拼命工作，但他们能够坚持多久呢？这种经济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据界面新闻报道，国家有关职能部门早已开始关注新型业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并在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21年7月22日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企业应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方式，明确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新就业形态，企业应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采取劳务派遣、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平台企业，平台企业和合作企业应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这一指导意见旨在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外卖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旨在保障外卖员的正当权益。该指导意见要求网络餐饮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员参加社会保险，并支持其他外卖员参加社会保险。同时，平台也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这些措施旨在全方位保障外卖员的权益。

在9月10日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个部门，召开了一场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共有10家头部平台企业参加了此次联合行政指导，其中包括美团、饿了么、滴滴等知名企业。会议结束后，美团和饿了么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将严格禁止诱导和强迫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行为。

佟丽华主任指出，平台经济的发展必须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研究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规范平台用工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明确外卖平台在平台用工模式下的主体责任。此外，国家应该允许并规范外卖平台以合作用工等方式分担劳动保障义务，并结合中国国情加强对众包骑手的权益保护。最后，研究人员建议调整社保结构，降低社保压力，激发企业活力。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据致诚中心提出的建议，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对各种明显规避法律的做法进行专项清理整顿，以规范市场秩序。此外，工会在维护骑手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应该加强对骑手各类权益的司法保护，培育专业劳动权益保障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培养专业劳动权益保障公益律师，以保障骑手的合法权益。